孔子会不会“批孔”？
孔子会不会"批孔"？
李野航
对于新近树立于天安门广场的饱受争议的孔子像，在弹冠相庆与脱口大骂的嘈杂声之间，梁文道先生的议论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在《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文道先生说：从过去的批林批孔，到今天的立孔子像，要有一个交代。今天立孔子像，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的批孔是错的？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去辨明的问题。否则的话，有朝一日再批起孔来，真是很浪费建筑材料的。
过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去了一趟雅安的芦山县，参观了几处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汉代建筑遗迹。据说，全国汉代建筑遗迹共有三十来处，四川就占二十来处，雅安就占两处。一对比汉代遗存之在中国与古希腊罗马遗存之在地中海沿岸，我心中难免惭愧。有人说这和不同的建筑材料的使用习惯有关，但细想起来，还不尽然。树碑立传，乃中国文化之一大传统。芦山县有一块非常珍贵的东汉遗留下来的名碑———"樊敏碑"，现在仍完好地屹立在去往芦山县的路边。碑石所在的院子里，也收集了从各处收集来的石碑。不过奇怪的是，除了樊敏碑以外，绝无一块清代以前的石碑，且大多的清代石碑上，被当年路过的红军凿刻上了"反蒋抗日"的标语。为什么革命标语要故意刻在那些古旧的修桥铺路的功德碑上呢？从这些红军标语上，我似乎强烈的感到了一种对"封建"的、"陈腐"的文化的反叛与攻击的情绪。幸好，樊敏碑上没有被刻上红军标语。
如果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旨在"反封建"的话，那么为什么清代以前的石碑、建筑在四川可谓少之又少呢？据说，四川之清代以前的建筑遗迹皆毁于那场"张献忠剿四川"。当年张献忠在四川派兵到处摧毁古迹，为了摧毁一些石质的建筑遗迹，不惜以棉被裹覆，浇油焚之。这些史实仿佛揭示了一些我们难以面对的真相：也就是对建立在儒家的价值/道德体系之上的传统文化的仇视与敌意并非仅仅是西风东渐、工商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基因中固有的因素。换句话说，"批孔"既不肇始于文革，也非滥觞于五四，恐怕自秦始皇焚儒书，汉高祖溺儒冠就已经开了仇儒、轻儒的先河。即便是撇开秦皇汉高这样的暴君不说，我们在《庄子》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太多的对"以诗礼发冢"的"儒家"的鄙薄之辞。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老子》的作者更是说出了针对儒家更加偏激的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贤都这么说，饱受"圣人之道"的压制的古代的"农民起义军"的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需要对为什么"批孔"加以说清楚的，岂止是建国后的意识形态？更是中国文化本身。
进而言之，或许会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最早最深刻批判"儒家"的，不是别人，正是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孟子！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让我们来看看孟子的解读吧：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 尽心下》
倘若我们把孔孟对"乡愿"的定义放在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一般人所理解的"儒家"及其塑造出来的绅士的身上的话，我们会发现，那真是太合适不过了。我们倘若足以对"儒家"生出一种厌恶的情绪来的话，那么这种情绪所指向的，不恰恰就是为孔孟所痛恨的"乡愿"吗？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吧：从时下的许多"弘扬国学"的"大师"的口中，我们会常常听见这样的说辞：你孩子不听话？那就送到我这里来学学《弟子规》吧，保你孩子孝顺；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上下级关系处不好？，就让我用《周易》给你调理调理吧，保你升官发财。从这些"国学大师"们的口中，我们获得了一个关于"儒家"的印象，所谓儒学，就是《红楼梦》中所谓的"仕途经济学问"，是一种让你到既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中去学会如何活得如鱼得水的"显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前"国学"会"热"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做着升官发财的梦，而升官发财是有着一整套学问的，而所谓国学或儒学，被普通人认为正提供着这样的一套学问。不幸的是，尽管儒家不乏为人提供了诸如"天命之谓性"这样的超验维度，但对于梦想着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传统文人而言，更关心的还是现实利益的实现这一人生的基本命题。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大多数人们心中的这种实用主义"儒学"观以及"儒学"在许多中国人身上的表现，不是现在才有，从孔孟的时代、到曹雪芹、蒲松龄乃至鲁迅胡适的时代，一直在被狠狠地揭露和批判着。
问题来了:倘若为我们的古人和今人所痛批"儒学"其实就是为孔孟所痛批的"乡愿"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困惑了———儒学为什么会那么地自相矛盾？孔孟所痛批的"乡愿"为什么最终成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儒学的主要印象？
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天理"和"人欲"交战的战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人欲"的成分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天理"就已经被全然的驱除掉了，残存的天理依然不停地以"超我"的角色指责、审判着我们的"人欲"。因此上，对于"人欲"的成分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活得并非心安理得。不过人性是狡猾的，人性自己会设计出一套对付内心来自"超我"的指责的办法、也就是把人欲化装成天理。比如：巧妙地天理的要求点化成人欲的需要，用假装出来的"忠信廉洁"去取悦外部世界，从而曲线地把他人的认可的"天理"转化成自己的私利。这样一来，原本是属于"天理"的仁义道德，在必然在虚伪狡诈的人性的偷换下，堕落、异化成了为人类最鄙俗下作的动机作遮羞布的东西。这就是《庄子》所抨击的"以诗礼发冢"、也是《老子》所揭露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道理所在。孔孟不愧是圣人，他们早就敏锐地洞察到了他们所宣扬的东西所能异化、降解到的最糟糕的可能性。他们一开始就对这种可能性予以了猛烈地抨击。
但圣人对于人类身上那根深蒂固的异化倾向毕竟是无能为力的。圣人不会因为他们所宣扬的东西的必将异化就放弃他们的宣扬。这就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现在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顽固而可笑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在他们看来，一个东西，要么就是全然的好，要么就是全然的坏。尊孔和批孔是截然相反的、势同水火的两种立场。你要么就站在尊孔的队伍中认为儒家的一切都是好的，要么就站在批孔的队伍中认为儒家的一切都是坏的。现在的大多数的人们却理解不了辩证法所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好的东西，可能同时也是坏的，尊孔，可能恰恰是一种反孔，而批孔，可能恰恰是一种尊孔；现在的大多数的人们也理解不了概念总会异化到它的对立面去，人们会把好的词用到坏的事情上去，反之亦然。
人们通常认为，发动"批孔"运动、炒作"儒法斗争"的毛泽东应该毫无疑问是反儒的。殊不知，"一乡称愿焉"、"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恰恰是毛泽东所喜欢引用的话。毛泽东甚至用"大同"这个典型的儒家概念去诠释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儒家思想真的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势同水火吗？这里头有没有一个概念异化的问题？由此我们不妨假设，要是孔孟活到今天，目睹了儒家精神的异化与衰败，会不会发动一场比毛泽东还要激进的"批孔"运动呢？孔子既然是"圣之时者也"，则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很大的。
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树了起来，新儒们弹冠而相庆焉。而所谓"国学热"却还是那么变本加厉地"乡愿"着，既然如此，则新一轮的批孔运动就未必不可能发生、孔子像被"破四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要知道，我们的孔子，其实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把那必然异化为"乡愿"的偶像给砸了。
阅读更多@信息来源01 The story of Fo Guang Shan part 1 佛光山的故事(Use CC for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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