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和大清对蒙藏地区的统治
金瓶掣签
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佛教传入并驻足我国藏区以后的产物。早在元代，藏传佛教各教派已经开始实行活佛转世制度。各教派对于活佛转世的认定有多种方式，如"预示法（口头遗嘱、书面预示、梦示等）"、"天断法（抓阄、降神等）"、"指定法（高僧认定法、世俗首领指定法、世俗首领和高僧联合确定法等）"。无论哪一种方式，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难免掺杂一些人为的因素。
对于活佛转世中这种流弊，清朝统治者有所觉察，决定对活佛转世的程式加以整顿。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降旨："……由京城发去金本巴瓶一个，令达赖喇嘛等会同住藏大臣将呼毕勒罕名姓并生年岁月各写一签，储于瓶内，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 此后，凡是西藏地区一些大活佛的转世灵通都在拉萨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确定。同时，在北京雍和宫也供奉着一个金瓶，凡是蒙古等地大活佛圆寂需要选任转世灵童时，通过一定的程式，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当众抽签认定。
"金瓶掣签"是清朝对西藏宗教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的实施，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尊重了藏传佛教关于活佛转世的传统做法，同时也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转世的管理，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此，200多年来，"金瓶掣签"一直受到广大僧侣和信徒群众的拥护。
"政教合一"和摄政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吐蕃王朝末期，吐蕃王室永丹和欧松的后裔分别在山南、阿里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一度实行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这是藏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初步尝试。而由中央政府授权且在大范围实行"政教合一"统治是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事情。清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流传广泛，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1756年，鉴于西藏时局，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削弱西藏地方世俗势力，乾隆皇帝决定改革西藏地方政治体制，授权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此后的200年间，"政教合一"制度一直是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的传统模式。
摄政制度是清朝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以来，在前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后世达赖喇嘛年幼期间，由他人代理达赖喇嘛行使管理西藏事务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实践表明，历任摄政在藏任期间大都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勤奋执政，为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清王朝对西藏地区的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宗教分治
利用宗教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治理，这是清朝治理蒙藏地区方略的重要内容。在西藏地区，积极推行"政教合一"。在蒙古地区，在推行"盟旗制度"的同时，强化宗教的影响力，使宗教为治理蒙古地区服务。可见，藏传佛教在清朝治理蒙藏地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清朝在充分发挥藏传佛教作用的同时，对藏传佛教的势力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措施是"分而治之"。在西藏，在册封达赖喇嘛的同时，扶持班禅势力；在蒙古地区，一方面扩大章嘉活佛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认哲卜尊丹巴的地位。从而形成"达赖喇嘛的势力在前藏，班禅的势力在后藏，章嘉活佛的势力在内蒙古，哲卜尊丹巴的势力在外蒙古"的"四足鼎立"的局面。
宗教管理
在清代，理藩院是专门"掌外藩蒙古及喇嘛、回部、金川事"的中央政府机关，有关喇嘛的一切事务，都归理藩院办理。清朝政府还把理藩院放在与六部平等的地位上，充分表明对"外藩蒙古及喇嘛、回部、金川事"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清朝政府正是通过理藩院将藏传佛教纳入国家管理之中，行使管理权力，这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过清朝历代中央政府的不懈努力，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不断得以完善，不仅内容丰盈，且结构较为完整，同时，从治理蒙藏地区的效果来看，也十分明显，因而是较为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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