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平庸之恶”到“道之恶”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一项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专门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
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开始演变得过度逼真起来，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宣告终止。
斯坦福实验8月20号提前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后来菲利普·津巴多把这次试验编辑成《路西法效应》一书出版了，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据说也被拍成一部电影，我没看到过）。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女主角汉娜。汉娜，一个文盲却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三百条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叫艾克曼，真实版本的汉娜。1961年，当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时，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曾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到死亡集中营。
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理由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坐在面前的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没有一点杀人恶魔的影子。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加上后来角色的自我认知强化，这种角色强化使我们由开始的不舒服，渐渐变为习惯和顺从。这时，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角色屈从。是"角色屈从"驱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平庸的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为人类揭示的，一个正常人或理性人为什么不能过分服从自己的角色定位的深刻原因所在。
围绕人性之"恶"，东方文化思考的少了一点，除了春秋时期的思想轴心时代提出过性善恶、而且也只在伦理层面打转，并没有上升到本体层面上思考，加上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起步较晚，所以关于"恶"的追问，一直没有深刻的心理学--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因何在？这是源于东方文明缺少宗教意识的缘故。宗教意识尤其是延续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救赎意识之上的，没有对恶的救赎意识就没有宗教的产生，所以西方文化对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本能。包括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对来自人性深处自私的恶的警惕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但是，这种深入西方救赎心灵的"恶"意识，更多的只是对源于人类本性自私的本能意义上的恶的忏悔与警惕，这种"恶"只是恶的一种，即人性的本能恶。另外还有两种"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却没被人类及时发现。
何谓道之恶？简而言之就是"杀无道以就有道"，就是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然后就肩扛真理、或曰道或曰上帝的大旗，而对不同或异己者进行讨伐乃至追杀。从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到纳粹对犹太人的无情杀戮，从东方宋明理学从人性上对中华民族的裹脚自残，到近代一次次的思想阉割，无一不是"道之恶"的罪果。杀无道而就有道，杀戮者并没意识到自己做下的就是恶，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道或上帝的代表和化身，认为自己肩负清除"无道"或异己的责任。西方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对之并不是没有觉察，但一次次的宗教流血与分裂，更让他们固执其见。直到房龙《宽容》一书的出现，西方文明才开始对自己文明的"道之恶"的深刻反思。至于说到"平庸的恶"，开篇已经引援"斯坦福监狱实验"做案例，对"平庸的恶"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我看来，人类的人格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本能型人格、理想型人格，和现实型人格。这三种人格分别对应人性的三种恶：源自本能的自私之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其中上面累述的"平庸的恶"，可视为社会严重异化的恶果。东方文化尤其是该文化所代表的士大夫精英文化，对社会异化下导致的"平庸的恶"提防很严，从老庄的无为去智守拙，到首阳山的不食周粟，从陶令公的悠然南山到苏子的白发黄鹂，限于篇幅此不多赘述，无不平衡着、缓解着、中和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但对另两种：自私之恶和道之恶，因为救赎意识和宗教文化天生缺失的历史原因，却一直大开着方便之门。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又不可能是尧舜；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之内就可以是无耻与伪善，于是索性抛却了灵魂的忏悔对象，我们每个人早在心中自己原谅了自己。这大概也是中国短短的近几十年间，人性的堕落却比西方两百年的工业文明堕落得更加彻底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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